新华字典/“一个字”文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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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相关知识 - “一个字”文化的危机


  “一个字”能否治天下?有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只认“一个字”的文化?这是一句搞笑的戏言?还是一个另类的噱头?否,这是本人的顿悟,中国就是“一个字”治天下,国人就是只信“一个字”的 文化。

  国人不信神、不信教、对哲学毫无兴趣,对理论像玩游戏一样装模作样,包括所谓的理论权威们,明明是自欺欺人,却能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谁都不信的“说教理论”,国人却能年年教,年年学,年年考,甚至连干部学法律,平时一眼都不看,带着答案,你抄我、我抄你,走过场的考一次试,于是人人得满分,皆大欢喜,算是学过法啦!我困惑于国人对文化、理论、法律可以如此的玩世不恭,国人还有没有真文化?

  国人的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困惑害我胡思乱想了数年,才悟出国人的文化就是只认“一个字”的文化,中国几千年来,就是靠“一个字”来治天下的天机!再往深想,我不是困惑,而是惶惑了,一个“孝”字,可以延续统治几千年的天下。一个“共”字,既可以波澜壮阔、英勇悲壮的打出一个天下,又可以冒进蛮干、饿殍遍野,祸害一个天下。一个“斗”字,可以昏天黑地、血流成河的乱国整整十年的天下。一个“富”字,更可以欢天喜地、无法无天的折腾出一个人人都只想发财的疯狂的天下!

  现在国人还信什么?实实在在的实话实说,谁能否认国人不是只信一个与“钱”字划等号的“富”字?而且是个人富、团体富、地方富的利益永远高于国家利益,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什么都可以假戏真做、欺上瞒下、变通搞活、关系交易、惟利是图,什么都做得心安理得,从不自省、自责、自愧、自悔,这就是我归纳的当代国人“一个字”文化的全部内涵和精髓。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不是这“一个字”文化的危机呢?

  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对比的学术研究千千万万,本人对此不学无术,所以也只能讲大白话,愚以为中西文化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就是,西方是认“死理”的文化,中国是讲“活理”的文化,古有“中庸之道”,今有“活学活用”,可以说均是一脉相承的国人“活理”文化的精华。西方文化的理论讲究论证、论据、逻辑推理,中国文化的理论讲究意会、意境,是鹿是马,完全靠顿悟,只要有实用价值,指鹿为马也能成立。西方文化追究真理,最后自己解构了真理,绝望的宣布真理死了。中国文化是无所谓真理的,理论从来都是一种少数人用来思想专制的工具,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为什么有“沉默的大多数”,除了没有话语权外,也是“无理的大多数”,对上不会讲理,更不敢论理、争理,这也是国人“一个字”文化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深广基础,所以中国能有完全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靠一个天经地义的“字”就能治天下的文化。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句口号,把一个“斗”字的所谓“真理”推翻了,至于如今还要不要用实践来对这个“富”字的真理进行检验,这句口号上头没人再提,恕我妄断,也许是认为一个“富”字就是真理,真理已经找到了,实践的标准就是真理的标准,还用什么检验呢?下面的“沉默的无理的大多数”对此更不当回事,从吃够一个“斗”字的苦难中,尝到一个“富”字的甜头,“富”比“斗”好,“富”字就是真理,先富起来的一群,从内心深处发出“富”字万岁的欢呼,还没富起来的大多数,困惑的眼巴巴的做着“富”字的白日梦,国人连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都还处于蒙昧和启蒙中,何来追求真理的意识,只能继续的做“沉默的无理的大多数”,没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一个“富”字,国人“一个字”文化麻木不仁、顺其自然的维持在愚昧的原生态中!

  为何以一个“孝”字为核心,由忠、孝、仁、义四个字构建的“家文化”,就能主宰国人几千年的意志,国人也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就因为一整套儒家理论构建的是以家为最基础的单位,从家长权威到族长、县长、州长的权威,金字塔式的一直上去,最高权威的皇帝就是中国最大的大家长,从“愚孝”到“愚忠”,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理论,提炼出老百姓都能认同的一个“孝”字,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延续封建统治几千年。老百姓虽然只知其所,不知其所以然,但对父母的孝,是天经地义的,可以不问其所以然,绝对服从。这就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一字”治天下的天机,自古国人可以不信神,不信教,但不能不信这一个“孝”字,尽孝的延伸就是尽忠于各级父母官,直到尽忠于皇帝。这一个“孝”字,就能被上面曲解和下面误解为一个“忠”,而构建成“一字”治天下的文化,连一字不识的村民野夫也能认同服从,用不着像西方文化那样传教布道,兴师动众、费心费力的教化民众,这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所有文化都不同的最独特之处。

  德里达说过一句名言:“误解和曲解是最强大的理解”,国人“一个字”的文化,怎么误解和曲解都能让国人理解遵行,这种“最强大的理解”所聚集的力量,在没有像“儒家文化”理论的强大支撑和制约后,连中庸之道都做不到,无论做什么,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走向极端。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代表,用“吃人”二字,一语道破“孝”是封建卫道士的天机,传统文化开始分崩离析。经过数十年的求索、启蒙、革命、奋争,在一个“共”字的感召下,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如果也要一语道破天机,实话实说, 老百姓对这个“共”字,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仅有知道“共产”可以,“共妻”还不行的觉悟,但如何去“共”,才能“共”得好,“共”得下去,“共”得长远?包括革命领袖也是没弄通的,因为连学习的榜样“苏联老大哥”也没弄通。新中国初建时期,国人就是有“主人公”的新感觉,仍然是盲从的上面叫干啥就干啥的老思维。举国上下毫不怀疑,忠心耿耿的认同一个“共”字的理想和真理,国人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团结奉献精神,以“同志”相称的平等、朴实、温暖、纯真的人际间的情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万般的留念,更是万端的感慨!在一个“共”字被误解和曲解的最强大的理解下,盲从、蛮干、疯狂的举国运动,回报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带来的深重灾难。新中国的美好理想下,潜伏的“一个字”文化的危机由此而始。

  不说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国人自身又对文革起因的总根子有何深刻的反思呢?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我,也曾经百思难解,直到想通国人的文化原来是“一个字”的文化,也就一解,释百解了:总根子就在国人“一 个字” 文 化,对一个“斗”字的任意误解和曲解,就能形成举国自乱的“最强大的理解”的力量,自古国人是“民以食为天”, 国人“一个字”文化走极端的疯狂,可以荒诞到“民以斗为天”,“斗”字压倒一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最高号令下,国人自己斗自己,当时叫挑动群众斗群众。但老百姓连谁该“斗”、为何“斗”都没弄懂,却能斗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怎么斗得才够狠,群策群力、花样百出、登峰造极的发明创造,举国上下的斗来斗去,整整斗了十年,比八年抗战还长,斗的都是假想敌,最后都要统统平反。而且国人“一个字”的文化,也可以用“封、资、修”三个字,将一切文化,包括刚开始探索、构建的新中国文化,统统以群众“大革命”的形式,简单轻松、不加思考的扫荡得一干二净。当国人对“斗”字疑惑和迷茫时,也陷入了连“一个字”的文化也没有的文化真空的窘境和无所适从的精神危机中。

  我曾困惑于为何对文化大革命这样国难级的惨痛教训的反思,能够热闹一阵,就半途而废,草草收场?想到国人是“一个字”的文化后,也想通了,国人的理论从来都是依附于政权,种种因素的忌讳和制约,是不可以追根究底的。一个“斗”字被推翻后,要找另一个字,来替代“斗”字感召国人,于是提出一个“富” 字,将代表一个“富”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代表一个“斗”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斗”字压倒一切,转为“富”字压倒一起,完全是“一个字”文化的走极端的思维定势,只要“一字”,不及其余的“压倒一切”,“其余”就是有,也是陪衬,无足轻重。

  民富国强是民心所向,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而共产主义,其理论是要求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实践探索,中国现阶段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大方向是对的,在历史时间上中国与西方是同步的,但在逻辑时间上,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差至少一百多年。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下,文化更是基础的基础。不能只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建设,特别是国人在文化真空、理论混乱和空白中产生的一个“富”字,被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了,以极端、片面的“最强大的理解”,将“富”字,理解为就是经济,就是发展,就是科技,老百姓则更简单实惠,理解为“富”就是钱,就是发财,就是享受。西方的“富”是经济和文化的富,是国家实力的富,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和文化、理论、教育的软实力,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和支撑,被国人误解和曲解的一个“富”字,走向疯狂的极端是必然的,一切现实都在不断的印证。

  中国现阶段种种深层次危机的表象和征兆,许许多多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焦虑思索的有识之士们都看到了,但能不能认同国人的文化就是“一个字”文化,我是心中没底,惶惑万分的,因为一个“ 共”字阶段,一个“斗”字阶段,一个“富”字阶段,三个阶段有几个完全相同的共性特征:理论上都是缺失的、幼稚的、不成熟的、包括荒谬和误导的。思维上都是主观压倒客观,线性思维排斥散发、逆向思维的。行为上都是急功近利、追风赶潮、走极端的。情感上都是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疯狂浮躁的。但三个阶段相比,这一个“富”字的阶段,又是最有成就的,不论问题、危机有多少,还是处在发展的势头上,国人对前两个国难级的阶段尚且不能彻底深刻的反思,能在最有成就感的现阶段彻底深刻反思吗?将国人的文化归结为“一个字”文化,是一个颠覆性的挑战,自认理论上是浅薄的,仅是一个不惟上、不信书,独立思考出来的一个新视角的新观点,在肯定中国的发展大方向是对的,顺应世界潮流的,成就是举世共睹的,国力是极大增强的,部分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变化巨大的前提上,试对现阶段“一个字”文化的危机做如下简析,希望能与网上忧国忧民的同仁争鸣、探讨。

  一、“一个字”文化导致的理论危机 实事求是的说,现阶段中国发展的理论是处在一种两难和悖论的窘境中,理论界的人是最心知肚明的,虽然是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谁也不愿、不能、不敢捅破这层两难的窗户纸,理论都是围绕一个“富”字,在做自欺欺人、自圆其说的文章。然而,凡是有点见识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在玩“开左灯,向右转”的文字游戏,但老百姓就认同一个“富”字的实惠,理论就是成山成海,在国人的眼中也如一部高高在上的天书,可有可无。我顿悟国人是“一个字”文化,也是由此感发的。我也仅敢斗胆将话说到此,但是否已经越界犯禁,就听天由命了。我能说的就是“一个字”文化的理论危机最显然的例证:从“物质文明建设的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软”的现状,导出一个“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国人“一个字”文化,连理论上也是以一个形象的字,来比喻、概括、意会的,一个“硬”字和一个“软”字,能说明什么呢?国人的精神、信仰、凝聚力的失落,仅靠“硬”字 和“软”字 就能说明清楚吗?最多只能比喻一种态度上的重视程度和行动上的使用力度,具体到怎么才算硬,怎么才算软,经济有硬指标,精神就无从去硬指标了,“两手都要硬”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只能算是“一个字”文化玩的一种意会、猜谜的文字游戏。

  进一步说,构成一个文明的物质与精神是不能割裂成两块的,两者也不能成为对等关系,不是精神主宰物质,就是物质主宰精神,专制主义的封建经济或计划经济是精神主宰物质,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物质主宰精神, 所以才有人的“物化”。经历了文革灾难的国人,不仅处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危机中,更陷于失去信仰的文化真空的危机中,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穷二白”的贫穷,当打开国门,眼界大开时,就毫无分辨能力的迷失眩晕于西方的富境文明中,吸收西方文明的糟粕和糜费,盲目效仿起来,就比西方的糟粕和糜费,还要糟粕、糜费。国人精神和文化危机的总根子是在这里,没有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国人,被市场经济“物化”起来,钱迷心窍的疯狂是不可遏制的,这种疯狂至今仍在更加疯狂的延续。是正视深层次危机的理论引导,还是回避要害、自欺欺人的理论说教,是能否拯救“一个字”文化导致理论危机的关键。

  现在中央提出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最不和谐的就是国人的精神状态,构建理论就不能再从被误解和曲解的一个“富”字出发,而要居安思危,全面、客观、深层次的构建“大国危机观”的全民意识,“共同富裕”有感召力,“共担危机”应该更有感召力,就像国歌唱的一样,危难时刻更见英雄本色,更能凝聚民族精神。不谈主义,立足国情,直面现实,最大的国情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外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这“四分之一”的威胁,但这“四分之一”更是对每一个国人自身的威胁,任何问题、难点、危机与这“四分之一”相乘,都是一个超级沉重的包袱和威胁,简直是一座活火山,随时都可能喷发。任何财富、成就、优势与这“四分之一”相除,都是微不足道的起点和鞭策。靠外向型经济来养活中国,对世界是掠夺性的威胁,对中国是内耗性的威胁,中国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现在这种双重威胁的反弹效应已经开始突显,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要应对重重危机的挑战,只有共担危机,才能共同富裕,这就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四分之一”的“大国危机观”,也是唯一能让国人形成精神支柱的有文化凝聚力价值的认同点。问题的关键是,“对牛弹琴”的说教式的理论模式是否应该深刻反思?能否认同和正视这“一个字”文化,及其导致的精神和信念危机?才谈得上“大国危机观”的树建。

  二、“一个字”文化导致的思维危机 为什么要说思维危机,因为国人的“一个字”文化,是一种全民性的独立思考缺位的单向度思维的文化,统一思想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代代承传的命脉。都说中国的国民是最听话、最好统治的国民,就因为国人的“一个字”文化,可以做到全民一个脑袋,只装一个想法,也只有不论是误解,还是曲解,只认“一个字”就认为是理解的极简化思维的国民才做得到。否则很难解释为一个“共”字,一个“斗”字,一个“富”字,一声最高号令,就能举国疯狂的动因。教训是一个接一个的,但思维的定势没变,于是重复性质的错误又是一个接一个,这种思维性的危机,即使是大弯路、大灾难也从来都没有为国人从思维形式上是否有问题这个角度深刻反思过。在总算走上正道的现阶段,这种思维危机更是为一时的成就所遮蔽,因这种思维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无论有多巨大损失和典型的反思价值,国人都可以用“交学费”作为托词轻松的打发,正是这种对思维危机的无意识、不觉悟潜伏着更大的思维危机。

  必须承认改革都要探索,都要付出代价,如果国人连“富”字都没弄懂,什么是“姓社”,什么是“姓资”,还是一锅浆糊,争论也是瞎争,还不如实干,领袖“不争论”的话,突破了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思想僵化的牢笼,“杀开一条血路”才有 路可走,虽是一条充满风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缺乏理论支撑,到可以在实践和教训中,及时的反思、总结、提升到理论上去纠偏、纠错,避免再犯。问题是国人的“一个字”文化的单向度和极简化的思维模式,可以说对任何问题的理解都是被误解和曲解的,从宏观层面而言,对于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管理和经济模式,任何改革思维的基点,一切都应从国情出发,全盘照搬西方模式就是一种“大跃进”式的冒进蛮干的思维定势。如果不讳言,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改革中仍在担当国家经济栋梁的国企,就是被这种思维定势的盲目决策,将搞活变成搞乱,解困变成解构,一次接一次的折腾完蛋的。这方面的问题和教训数不胜数,其他因素不说,即使也提出过科学民主决策的口号,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长官意志下,“一个字”文化的思维模式从来都是主观压倒客观,线性思维排斥散发、逆向思维的,俗称“拍脑袋决策”,均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加上一些经济专家、学者的趋炎附势,更强化了这种思维定势,将思维性危机推向一个极端。

  从微观层面而言,解放思想成了无原则的放开搞活,“活”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为地方利益,一心一意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还美其名为“用好、用活、用足”,并作为经验全国推广。国人的“一个字”文化,在对一个“活”字的误解和曲解上,一切为我所用的创造性思维又可以走向另一个实用主义的极端,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国家的空子,不钻白不钻,国家的利益被无限度的蚕食,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资源被无限度的耗费,表现出这种思维模式强大的干扰力和离散力。加上“一个字”文化的思维的本质是不论是非的功利主义,而且是攀比性的单向度思维,无论兴什么潮,刮什么风,都能形成全国性的大海潮和强台风,这一切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惨重损失,均被好大喜功的成就宣传所遮蔽了,从来就未列入过公开统计范畴,实际上也就默认了这种“法不犯众”的危害性极大的思维定势,并使这种思维性危机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症。

  再说,以廉价的劳力、贫乏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来充当世界加工场,靠拼血汗、资源、环境换取施舍性的百分之十的工缴费,只能是起步阶段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短期行为,是不可持续长远的,更不是立国的国策,却能成为二十年不变的粗放型、低层次的开放模式的思维定势,连低微的农民工的工钱也二十年不变,现在已是第二代的农民工不愿再拼这贬值的血汗钱,而出现民工荒。相比日本当年是靠设计立国、品牌立国,其背后是日本人高层次思维的精明强悍的现代设计理念,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日本人是偷技术的高手。国人对此不仅不去深刻反思,甚至有一种论调说中国在世界的生产链中就只能处在这一最低层次的位置上,能保住这个位置,就是成功,就是希望。对此不禁要试问:中国能靠打工立国、靠微利立国吗?专制、极端、胡作非为、低层次这几大特征,构成了国人“一个字”文化导致的最深层次的后患不堪设想的思维危机。

  三、“一个字”文化导致的行为危机 行为危机是一种诚信危机,国人的“一个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奴才文化,永远是站在个人的利害角度来理解问题的,就说对一个“富”字的理解,得民心、顺民意的说法是成立的,但只在得老百姓的私心和意愿这一低层次上,国家的公心、民众的意愿在老百姓的心中是缺位的,因为国人的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遵循自古以来主子想的,就不该奴才去想的潜规则,所以也不屑于对“富”字做更高深的理解。而奴才式的生存,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耍小聪明,这是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得到实惠的捷径,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的思维和行为定势。这类行为是否有违国家公心和民众意愿,大多数也是没有自省觉悟的,特别是在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价值观均失落的现阶段,“一个字”文化导致的行为危机最主要的体现,就是造假和欺骗行为的泛滥成灾。

  虽说世界各国都有造假和欺骗行为,但绝对没有中国这样举国上下、轰轰烈烈、肆无忌惮的堪称“造假欺骗运动”的宏大、持久的气势和规模,从民间最低层次的假冒伪劣到学术科教最高层次的假冒伪劣,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数字,从假学士、假硕士、假博士到假院士,凡是能够变现为有名利价值的一切东西,品种繁多,门类齐全,都有假冒伪劣,而且就是打假,打假的也可以以假打假。这种触目惊心的造假欺骗,能不算是灾难深重的行为危机、诚信危机吗?我想任何理论都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一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假骗现象”的,只有国人的“一个字”文化才能说透。

  说到这一个“假”字,又要从一个“共”字,一个“斗”字,到一个“富”字联系起来说,这个“假”字的传统是从一个“共”字阶段就登峰造极了,当年就掀起了一个俗称“放卫星”的全民浮夸的造假运动,某地放了“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大卫星也饿死了十几万人,对这一个“假”字,当年就被误解和曲解为是否对领袖忠诚的高度,以数字造假,假数字越大越忠诚,这就是“误解和曲解是最强大的理解”的伟力。假数字在一个“斗”字阶段(包括文革前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运动),又以死任务、硬指标的形式来生造“假想敌”,当然也被误解和曲解为阶级斗争觉悟是否高的衡量标准,全国数十万右派及各个阶段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都是这样假想出来的。延续到一个“富”字的现阶段,当“富”字被简单化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并被作为各级地方政绩大小的标尺时,“假数字”又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从此假数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死任务和硬指标、一级压一级来创造“假想富”的奇迹。

  正是这种“一个字”文化的思维,对“假”字不仅恨不起来,还是感情深厚的,对一个“假”字的误解和曲解可以只从政治或功利需要出发,就可以无利弊权衡、无是非真假、无诚信可言的成为一种冠冕堂皇、心安理得的行为,更可以成为心照不宣、人人效法的官场行为,假数字究竟派生了多少腐败、糜费和灾难?造就了多少官员平步青云的面子和政绩工程?新帐老帐一起算,就是国家审计署也是审计不清楚的。既然为了个人的功名和官位可以无视国家统计法,无所禁忌的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数字造假,还有什么不能造假或不敢造假的呢?还有什么不敢做、不敢违法的呢?相比之下,索贿受贿又算个什么鸟玩意呢?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总根子,仅仅是个体制问题吗?难道不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吗?

  因为国人的行为危机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一个“共”字和一个“斗”字时代,国人基本上是没有个人行为的,都是在将“共”字和“斗”字曲解、误解为国家前途命运下的集体行为,都要一心为公,狠斗私心“一闪念”,个人主义被歪解、强解为万恶之源,走向一种集体行为的疯狂极端,集体行为的危机造成了两次大国难(死亡的总人数是最高国家机密),摧毁了国人的集体主义信仰,也解构了国人的国家和大局的观念。个人行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打着一个“富”字的旗号,冲破重重的思想禁锢,直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才成为合法行为的,加上非常规的个人行为导致暴富,起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负示范效应,至此,国家、大局的利益和观念,包括国格的尊严 ,在国人心中都已无足轻重,无论有文化或没文化,低层次或高层次的国人在这点上大多数的觉悟水平相当。国人的个人主义是爆发性的,个人行为久旱逢甘露的解放,一开始就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浮躁的极端行为,就完全显露了造假、欺骗、腐败的行为和诚信危机。 以这种极端化的个人行为,搞以法治和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能是高成本、高风险的运作,在一个远未成型的市场环境,只能是无处没有陷阱。加上国人是以最不讲诚信的“窝里斗”的行为与国际市场接轨,从来都做不到一致对外,“窝里斗”把理应是可以赚到的利润,大把、大把的拱手送给老外,自己争来一点残羹剩饭,苦苦经营。中国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用这种行为和诚信危机的高成本、高代价换来的,如果能省去这难以估量的高成本,高代价,中国的成就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倍!如果仍旧以“一个字”的文化去谈法治经济的健全,实在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笑话和奢望!中国已成为世贸成员国,要上一个高层次的国际规范的台阶,去面对全球化经济的严峻、巨大的挑战,以这种低层次的行为和诚信危机去应对,是危机的化解?还是危机的加深呢?

  四、“一个字”文化导致的情感危机 情感问题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是一国国民的整体情感,微观层面是国民个体人际间的情感。现仅说宏观层面和谐的国民情感,首先要有人人平等的互尊意识和同情心,这是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的理念,在人格上不分高低贵贱,平民与总统也是平等的。不能不羞愧的承认,国人的“一个字”文化连这最基本的人人平等也是零意识,“革命同志”时代曾经有过“人人平等”的现象,但并没有人人平等的意识,在人人自危、苟且偷生的“斗”字时代,这种现象也被斗掉了。

  国人认同一个“富”字后,同志称谓已经近乎绝迹,“同志”已被另外的含义取代。国人共识“钱和权”代表“富”字,将“富”字视同为一个人的地位和面子,有钱、有权,才有地位、有面子,于是“老板”取代当年的同志,成为最普及、称呼频率最高的称谓。有拍板权的一把手官员,从地方到中央都被称作老板,民间则将“老板”泛化为一种奉承的尊称,是不是无所谓,反正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听着顺耳。“富”字异化为人际等级的鸿沟,有钱有权的人成为人上人,无钱无权的人只能做人下人,并潜移默化、理所应当的形成国人自觉的新等级意识和观念。日益突显的贫富两极分化,积聚起下层民众仇富恨官的怨愤情绪,针对富豪的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呈频发上升趋向。“一个字”文化导致的宏观层面的情感危机日益深重。

  然而,更大的危机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情感危机!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国民,却处于最低下的地位,农民是对中国奉献最大的功臣,却是最被歧视和漠视的“贱民”。打江山,农民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主力军,搞建设,农民是支援城市工业的政策牺牲者和无偿奉献者,搞开放,农民又是以最廉价的血汗劳力,撑起都市高楼大厦的繁荣昌盛和密集型加工业的高速发展,谁敢说国家的成就没有农民的一半?但农民的大多数仍在经济贫穷落后和文化愚昧荒蛮的危机中挣扎,是中国最大一群的弱势群体,是最沉默、最无助的大多数,连道理都不会讲,而且仍是被划在“农业人口”的另一类国民内,享受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任何“非农”的国人,如果还有良知和同情心的话,站在农民的地位换位思考一下,该是何种心态?

  我惶惑于这种天壤之别的等级鸿沟的情感危机,竟能在中国相安无事的持久维持,要说也只能以国人“一个字”文化来解疑释惑,就从“非农”一词说起,外国人是很难理解这个“非农业人口”的简缩词的,但国人约定俗成的将“非农”理解为是一等国民,还是二等国民的“法定”划分,一等国民是进天堂,二等国民是下苦海。实实在在的说,国人压根儿就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对这一个“人”字的理解,潜意识里,仍是一个“孝”字“家文化”的传统奴才观念,人是尊卑有序,分三六九等的。国人最较真的就是一个“脸”字,面子代表个人的等级和地位,是国人的精神支柱,有出息才是有面子,能在某方面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没面子就要背负着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压抑一生,自责和被人视为没出息。而且是文化层次越高的越讲面子,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窝里斗”就越斗得凶。不否认国人在技术业务上的素质能力,但如果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在做人的人格、人品和胸怀上是低素质的,连人人平等的意识都没有,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何指望?

  由于国人的“一个字”文化是一种“大多数认命”的文化,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工人是安分守己的顺民,也是散民,自古以来就是处于一盘散沙的听天由命的生存状态中,唯一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团结起来了,却又在一个“共”字和一个“斗”字中,消解和还原为一盘散沙。可悲的是高层次的国人是等级欲望强烈的一个极端,低层次的国人又是等级欲望淡漠的另一个极端,对不公平国民待遇有着惊人的耐受力,“人人平等”对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境!正是这些“认命的大多数”是维持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尖锐的矛盾,没有导致情感危机总爆发的安定因素,但也正是这些“认命的大多数”客观上掩盖着“一个字”文化的深层次危机,连最基础的村级民选试点,也纵容村霸一手遮天,成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大的障碍,是最难于启蒙的“大多数”。

  “共同富裕”是擎起一个“富”字的旗帜,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意,大概是先富带后富,再共同富。问题是没有理论和策略设计的意愿,只能是一种空想,“先富”带着极大的投机性是实实在在的先做到了,然而后富的实实在在的路子在哪?理论、策略、机制、部署都是空缺的,这是“一个字”文化导致的理论、思维、行为、情感四大危机的总危机,这也不是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总责任就在国人“一个字”的文化。

  国人首先是把“初级阶段论”的一个“初”字误解和曲解了,极简化和单向度的思维让国人把“初”字当作一个垃圾箱,无论什么问题都往里面扔,于是“初”字又成为一切推诿责任的挡箭牌。接着又把“中国特色论”的一个“特”字误解和曲解了,这个“特”字也成为一种蒙蒙胧胧、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去较真的泡沫概念。国人盲目学习西方,官方和民间都提了许多诸如科教兴国、法治立国、民主救国等国策,当然也包括“新儒学文化救国论”的学术闹剧,现在又推出了强国的“人才战略”,林林总总,振振有词,但“一个字”文化导致的思维盲点却无处不在,我的观点是—— 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农民没有真正站起来,不能说中国站起来,农民没有真正富起来,不能说中国富起来,农民没有真正强起来,不能说中国强起来。农民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就不能说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我个人的中国“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特色论”。

  中国只有彻底反思、批判、直面、摒弃“一个字”文化,树建凝聚民心、振奋精神、共担风险的“大国危机观”,普及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全民意识,才能拯救理论危机、思维危机、行为危机、情感危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化解文化危机,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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